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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心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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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爱夏天、爱水果、爱清新空气和水。喜欢太阳的温暖、爱微甜的甜食、爱清爽的音乐、简单和善耐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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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美幼童“后遗症”  

2010-06-11 10:12:28|  分类: 文摘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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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一度考虑过一个问题,如果我结婚生子,孩子究竟应该如我小时那样接受中国特色的应试教育,还是让他留学接受西方教育的熏陶?

很多时候,父母总是希望孩子既能保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底蕴和品质,同时又具备西方独立思想的开拓创新精神——活得既有技术含量,又有文化修养。

这两者是否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我脱离了应试教育之后,参与并认识了多国考试特色之后,我深以为与其说是不可调和,莫如说是两种文化间的差异所造就的较量博弈局面。

说实话,我并不愿意孩子如我儿时那般被禁锢在课堂里,他应该自由地享受活着的欢愉和喜欢,享受属于他年纪的天真和执着。他应当如空气般自由地发展,顺应一切健康的观念和理想,走出他自己愿意走的道路,并在此上获得建树。

而与此同时,我也不愿意他完全的欧化,他应当有民族特色,说祖先流传给他的语言,懂得含蓄深邃之美,明白无可奈何的惆怅,懂得朴素恬淡的人生哲学,知道精彩过后的平淡,既保有传统的思想,又能接受新的思潮,同时理解并尊重不同背景的人的文化信仰,包括他的父母。

这或许才是所以中国父母希望看到的一种模式,不要呆板,要创新,不要突兀,要和谐。

文化历史的差异以及人种最根本的生存方式所造成的个体差别,研究关注的文章已经很多,而如何正是并解决其问题,真正做到取长补短,恐怕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这是执政者的责任,是我们几代人的摸索,是社会和国际局势这个深潭中的暗潮涌动。

潜移默化,滴水石穿。

政治上,我们常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而文化,经济的融合流动,从来不曾完全被控制。

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影响经济。

这是我至今政治课学习中唯一觉得切中要害且一而再再而三在现实中得到应证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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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回来的小雨和牛牛害上的一系列“后遗症”,折射出中美两国教育之差异,而在瑞士人Peter看来,中美教育都太有野心,欧洲的教育更强调,即使成为明星也要平易近人。

从美国回来的小雨和牛牛害上的一系列“后遗症”,折射出中美两国教育之差异,而在瑞士人Peter看来,中美教育都太有野心,欧洲的教育更强调,即使成为明星也要平易近人。

作者: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冯翔

学校没有教科书,不用穿校服,见到老师不用问好,回答问题不用起立,上下课没有固定时间,上课的主要任务是看小说,还能得到校长的当众夸奖……

对11岁戴眼镜、小圆脸的高个女孩Poncho(小雨)和12岁的男孩牛牛来说,六一儿童节的“短暂解放日”比起这些在美国学校享受到的自由来说太微不足道了。回到中国,土生土长的中国女孩小雨仍喜欢自称英文名“Poncho”。

随做访问学者的父母到美国学习一两年后回来,中国,对于他俩成了一个需要重新适应的世界。

除了变胖变高,精神世界更变得截然不同。至今他俩仍以一个孩子的内心触角对“那个鼓励自信心和想象力的国家”充满好感。

而两个家长对孩子未来的态度则截然相反,牛牛的父亲已下定决心,将来还要送儿子再去美国,而Poncho的妈妈于爱群现在忧心的是,这一年美国经历给女儿的影响,会让她对中国感到陌生,乃至发生碰撞,会撞得头破血流?

为什么不投诉老师?

“我们班的老师自己什么都不会组织,还想让我们给她争分。这要是在美国,我们和家长早就把她投诉走了。”Poncho振振有词。

“那在中国为什么不投诉呢?”“没有用。校长跟老师是一伙的。”

妈妈敏感地觉得,从美国回来的Poncho似乎害上了一系列让人头疼的“留美后遗症”。

这学期,Poncho最喜欢的课文是方志敏那篇长盛不衰的《可爱的中国》,原因却令人大跌眼镜。

她说,自己纯粹是被这篇散文中的激烈情绪吸引,认为这篇文章能贴切地反映了她所在学校的现状,“缺乏爱心,愚昧无知,肮脏”。

“学校哪有那么烂!”Poncho的母亲于爱群乐了,“她呆的可是北京的重点小学!”

事实上,不到一年前,对教育持激烈批判态度的,恰是于爱群自己。

彼时,这位央视《探索发现》节目的女编导,给北师大版小学5年级语文教科书中的5篇课文中的硬伤予以猛烈批判。她的这些意见都发表在媒体上,引起不小的社会反响。

于爱群在美国做了这项工作。2008——2009年8月,她作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访问学者在美国待了一年,带着Poncho。为了不让女儿回国后落下功课,她特意带上了女儿的教科书,准备自己给她补一补。这时才发现“对权威的教科书编写者毫无保留的信任被践踏了”。“我妈总是挑刺儿,非要跟别人不一样。”彼时,Poncho的态度是一撇嘴。“你这孩子!我是在给你权利,你怎么不支持我?”于爱群十分郁闷。

一年后的今天,从美国回来的Poncho来了180度大转变:“我妈挑出来那些错,真有道理!”

“留美后遗症”的典型表现是Poncho对待老师的态度发生了大变。之前对老师言听计从的她现在学会了给老师挑刺。

“我们班的老师只在乎数学成绩,什么都要瞎管。像足球赛、运动会,都是一些不当班干部的同学组织的,她还横加干涉,最后非要我们都穿校服,难看死了。自己什么都不会组织,还想让我们给她争分。这要是在美国,我们和家长早就把她投诉走了。”Poncho振振有词。

“那在中国为什么不投诉呢?”“没有用。校长跟老师是一伙的。正校长挺和蔼的,但有一个副校长肯定是跟老师一伙的。去投诉老师,老师就会找他撑腰。”“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背后骂老师。”

Poncho这样说的底气来自于实践。她在美国伯克利小镇的华盛顿小学上五年级时,班里有个总爱朝孩子们吼的白人老师,最后被家长们联合签名向当地的教育局投诉,给赶走了。

写作文时,老师要求写“一个熟悉的人”,Poncho写了自己的表哥,带上了他的“一些烂事儿”,理所当然地被打回来重写,“要突出人物的高尚品质。”老师说。

这与她在美国时所受的写作教育截然不同。美国老师讲授历史,留了一篇作文:你认为哥伦布是好人还是坏人?请写出理由。

Pomcho写的是“坏人”。理由是:他把自由人变成了奴隶,还把美洲“搞得乱七八糟”。老师给她打了一个A。

全班28个同学只有两个认为哥伦布是好人,其中一个来自西班牙。他的理由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老师同样也打了一个A。

从美国回来,Poncho的兴趣迅速从运动转向网络。也难怪,在美国住的可以开派对的大院子没有了,操场过于拥挤——几乎同样大的操场,在美国给二三百个孩子用,在中国则挤着近2000人。中国的同学们只好上网玩摩尔庄园。为了有共同话题,她也只好参与其中,并迅速上了瘾。

回国后上一节英语课,Poncho回答了一个问题。老师大概认为她回答得很好,稍后又问她:你愿意再回答一个问题吗?Poncho很干脆地回答:不愿意!老师只好叫下一个孩子,不料那孩子受了感染,也回答:不愿意!全班哄笑。

“只有我才能评价我自己”

美国学校也灌输价值观,教室里也挂标语,但不是单纯的说教,有各种奇思怪想的活动。

“那一次我就明白了,老师是让我们各个种族的同学互相友爱,互相配合。”

从美国回来发生改变的孩子还有Poncho的朋友牛牛。

牛牛在国内时其实是一个很讨大人喜欢的12岁男孩。早在小学四年级时他已能背诵一百首唐诗,经常被命令在宾客面前站起来,背诵一首《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之类的诗歌助兴。同样跟在伯克利当访问学者的父亲在美国待了一年,这孩子也变了。

现在,牛牛似乎也得了“留美后遗症”,挑刺症状明显:

“上课主要时间都是老师一个人在讲,很少问孩子们的看法。美国的课桌都是以小组为单位排成一圈一圈,而中国的课桌集体向着黑板。计算机课程一个学期只讲了二十几页,做一个简单的Power Point就算合格。”有一连串事件让他憋闷,让他看不惯。

特别是,回中国后,没人表扬他了。在美国他可是经常被校长表扬的。

牛牛不到10岁就看金庸小说,但都是在家看,老师不知道。到美国后,很多时候上课主要内容就是看小说,校长曾经当着全校同学的面夸奖“这个中国孩子爱读书”。这令他的自信心陡增,胆子大了许多。

5月29日晚,Poncho的妈妈与牛牛的爸爸一起组织了伯克利分校的同学聚会。当着记者和满堂宾客,他按山东人习惯仍管父亲叫“爹”。但这次不是奉命背唐诗,而是说出了一句四座皆惊的宣言:“你无权评价我,只有我才能评价我自己。”

父亲当场被噎住,表情有些尴尬。

对这种南橘北枳的现状,其实他在潜意识中已有心理准备。2008年9月,他在伯克利做一次关于“民主”主题的演讲,牛牛在下面看《纳尼亚传奇》。为了放映幻灯片,他把灯都关了。正准备开讲,儿子却在底下理直气壮地举起手来:你这样我就没法看书了。

他不得不在按钮之间调来调去,终于找到一盏只朝儿子的方向开的灯,各得其所。“这才是民主。”美国听众笑着说。

3个小时的演讲,牛牛看完了那本210页的书,全英文。

父亲为此感到困惑:“他遇到的生词非常非常多,为什么那么多障碍都打消不了他的好奇心?而我,一个学了快30年英文的人,仍然讨厌读英文。”

事实上,牛牛的高涨学习激情很容易解释。在美国,一个孩子所能收获的鼓励,像在地球上大部分地区找到水一样容易。

他就读的小学规定:学生每读完一本书,并把这本书写个条子推荐给其他人,便可到学校图书馆随意选一本书据为己有。牛牛中国式的勤奋就此被触发,经常写个“推荐书”给校长,然后去图书馆挑书。他就这样攒齐了几乎全部的《哈利波特》。最后校长不得不拒绝他:“对不起,我不能再给你了,要给其他同学留几本。”

不过,美国学校也灌输价值观,教室里也挂“你想让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怎样对待别人”的标语,但不是单纯的说教。

牛牛回忆,他在美国上五年级时,学校组织了一次全年级同学参加的露营,一共5天。途中有各种各样奇思怪想的活动。

其中之一是:把学生们分成十几个人一小组,白人、黑人、华人、墨西哥人。在地上画两道长长的横线,相隔7—8米,这是一条河;每个小组分三个垫子,想办法利用它们渡过这条河。至于怎么办,靠组员们集思广益。

一名黑人孩子建议“大家抓着树枝荡过去”——他善于爬树——被否定了;一名墨西哥孩子去向老师软磨硬泡“再给我们两个垫子好吗”,也遭拒;最后,牛牛和两名白人同学同时提出一个主意:让一名个高腿长的混血女孩跳到第一个垫子上,再前推后拽过了河。大家跟着她。“那一次我就明白了,老师是让我们各个种族的同学互相友爱,互相配合。”

从美国回来,牛牛明显变得更勇敢了,这得益于他在美国街头向陌生人卖票为学校募捐的锻炼。当时他鼓起勇气,用蹩脚英语在超市成功推销出五张票,得十美元。

跟在身后的父亲追上去向第一位掏钱的美国老太太致谢,老太太说:“你儿子真迷人!”

还有一件事让牛牛的爸爸享受到了让儿子去美国上学的意外好处。

放学回家的路上,父子俩畅想未来。牛牛说了很多计划:等我长大了,你还给我讲故事,我和我儿子一起听,咱们三个一起玩,我给你买个大房子,你天天给我们讲。

到家,牛牛又凑过来,神秘地说:“爸爸,为什么我觉得为你做那么多事——买大房子啊,买游泳池啊,还是没有表达出我对你的爱?”

“我简直被儿子这句话俘虏了。”父亲自语。

“中国人比美国人的野心更大”

“这双鞋是欧洲设计,在中国生产。它值100元,中国的生产者只拿20元。但值80元的设计、创意、商标,需要想象力,你们做不了。”

“中国式教育把孩子变成思维方式和价值观雷同的跟随者。”瑞士人Peter说。

这种热情得有些泛滥的鼓励正是美国教育的特色。但按于爱群的理解,“美国教育不对学生负责,只负责鼓励他们的想象力和自信心。”

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便是学生的基础功课极差。如同Poncho所见,小学五年级的学生连“7乘8”都不会算。回国后,于爱群赶紧花了两千块钱,找人给她补了一个假期的数学。

因为数学“太优秀了”,Poncho获得了一张学校颁发的“华盛顿小学者”的奖状。这让她的继父——瑞士人Peter大不以为然,“美国人怎么能在小学时就让孩子们竞争呢?”他说。

Peter年轻时是马拉松选手,在瑞士苏黎世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在美国住了近十年。用他妻子的话说,他对美国式教育“一肚子不满”。像大部分欧洲人一样,他认为美国人不尊重其他国家,没有足够的知识和教养。他甚至认为,美国人每天早上唱国歌也属于对国家主义过度的灌输。

Peter的一些“瑞士观点”不久便对继女产生了影响——她关掉了电视。

“看电视学到的知识,远不如你为了看电视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多。”Peter说服了妻子,尽管她是一名电视工作者。与其让Poncho跟美国孩子一样看动画片和肥皂剧,不如跟着Peter出去Hiking(远足)——这是瑞士人最喜欢的运动。

有时候夫妇两人出去长跑,Poncho蹬着滑板车跟在后面。

这个由瑞士男人和中国女人组成的家庭始终不完全认可美式价值观。美国有一条令中国人颇不习惯的法律:不允许把12岁以下的孩子独自留在家里。这种儿童保护措施为美国人津津乐道,而Peter和妻子一样看不惯,“我6岁就去镇上的商店买胡萝卜啦。”Peter一耸肩,“美国人夸大了这世界的危险。”

自从Poncho回到北京,Peter和她的交流少多了。一个英文变差了,一个中文不好。他更多的时候是在观察,而非像在美国时那样,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的意见:美国的孩子为什么总在不停地吃零食,而中国的父母总鼓励孩子们多吃饭?

通过观察Poncho每天繁重的功课,Peter认为,自己已经看到了中国式教育的“软肋”:有自己的想法并不是一件好事。

在这一点上,于爱群和丈夫取得了共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了21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与美国的教育方式不无关系。美国人从小都自以为天才,都恨不得有机会能一夜成名。大多数人固然无法做到,但那少数真正的天才就会被这种极端的自信所发掘。而中国式教育则竭力禁止孩子的想象力,把他们变成思维方式和价值观雷同的跟随者。

为了表明自己对中美两国教育的态度,Peter跑到门口拿来自己的跑鞋,指着它说:“这双鞋是欧洲设计,在中国生产。它值100元,中国的生产者只能拿到20元。你们如果只是在学习,那么拷贝的能力会很强。但值80元的设计、创意、商标,需要想象力,你们做不了。”

因为在美国太闲了,Poncho一年写了两万多字的中文小说,靠此延续了母语写作,“我妈又给你看我的作文了?我要扁她!”她惊叫一声。

在美国的一年里,这一家三口常有激烈的文化碰撞。于爱群一般都站在“中国”立场上捍卫自己的母语价值观,而Peter常常站在她的对立面,两人再一起评价发生在美国人身上的问题。为“政府是否有权力规定公民给自己起名字”,两人争论近一个星期还没达成共识。

这种争论无疑影响到了Poncho。她为继父编排了两个段子:

一个是,瑞士那个国家真小,举行马拉松比赛只能绕着圈跑。如果直着跑,一不留神就跑到别的国家了。绕圈跑也不行,因为绕的圈太多了,懵了,连跑到哪个国家都不知道。

另一个是,瑞士的手表和军刀最有名。手表号称是世界上最坚固耐用的;军刀号称锋利无比。那如果用瑞士的军刀去砍瑞士的手表,会怎样呢?

对瑞士人来说,这是两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当时Peter的反应是:“乐不可支”,连声称是。

关于未来,Pomcho和牛牛都希望将来还能回美国。

牛牛是因为美国“能学橄榄球和空手道,吃的也好”;Poncho则干脆说:怕在中国学不好数学和理工科,“还不如逃到美国去。”“美国人很有野心。但现在中国人比美国人的野心更大,小孩子们整天都在拼命地学习,但只有想象力是最重要的,”Peter说,“我们瑞士人不像美国人那样想成为超级明星。即使成为了明星,也要一样平凡,用功,平易近人。比如瑞士的网球明星费德勒。”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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